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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棠盆里一甲子 专访紫砂工艺美术大师徐汉棠

发布人:net  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11年11月24日       此新闻已被浏览 3189
    2011年9月18日晨,理财一周报记者叩开了徐门紫砂第三代传人徐汉棠的新居大门。八十岁的汉棠前辈背靠沙发、双脚平置、双眼时闭时开,断断续续地叙述着,屋内的大钟每15分钟奏出声响,把汉棠的记忆推回一个甲子前的壶中往事。
  徐“福康”号
      徐汉棠的老家在蜀山南街,北临蜀山河,街道长约300米,很窄的老街上商店挨着商店,那里曾是商业文明和陶文化的结合点。
      徐汉棠的祖父徐锦森从道光年间开始紫砂制作,开设陶记“福康”,专营紫砂。他的伯父徐祖安与父亲徐祖纯帮助经办,伯父主持外事、联络客户,父亲安排生产、验收坯户。“福康”招集了当时从事紫砂制作的名艺人,产品远销南洋和东洋。
      徐汉棠的外曾祖父邵云甫是紫砂一代宗匠邵大亨的后裔,邵云甫的紫砂陶艺在东南亚和日本极负盛名。汉棠四个舅父邵元章、邵宪章、邵茂章、邵全章皆为紫砂高手。邵茂章以水平壶和独钮壶闻名;邵全章水准极高,与顾景舟切磋甚密。汉棠之母邵赛宝出身紫砂世家,与徐门的父亲徐祖纯结婚后,育六子一女,汉棠排行第三。
      徐汉棠回忆,“在我懂事时,家里有住房四楼四底、厂房八九间,常年雇佣六七个工人,临时工三四人,一般每天三桌人吃饭。”
      当时,徐“福康”生产经营规模堪称紫砂行业第一,每月产量约5000件,全年数万件,烧成后,由木船运至常州,再转铁路发往各地。天津、辽宁、山东等地的店号被徐家全包。因经营得法,全家富足,十六七口人吃穿讲究,已用起了电灯、留声机。
      抗战前,紫砂有一段兴盛时期,除“福康”外,还有“豫丰”、“利永”、“吴德盛”,以及上海的“铁画轩”,“铁画轩”老板戴国宝之子戴相民与顾景舟交往很深。
      1937年抗战开始后,紫砂行情萧条,生意一落千丈,汉棠父母带着孩子们逃往乡下,岁月艰难。1938年日军在宜兴投掷炸弹,城区变成一片瓦砾,所有店面全毁,紫砂行业一蹶不振。1940年,形势稍稳,行业渐有起色。
      1945年解放战争开始后,紫砂市场又趋萎缩,徐家勉强为生。1948年,上海的“铁画轩”向徐家发出一笔制作12万只笔筒的大订单,徐汉棠参与生产,日夜赶制。他勤动脑筋,老前辈一天做50只笔筒,他能做500只。另一批把玩小件,他每天能做1000只。徐汉棠最初的基本功就在那时练成。
      新中国成立后,紫砂联营处于1950年成立。1955年1月,“汤渡陶业合作社紫砂工场”成立,徐汉棠全家加入合作社。最初入社的,包括著名的“紫砂七大老艺人”任淦庭、顾景舟、朱可心、裴石民、王寅春、吴云根、蒋蓉等30多人。
  顾景舟第一入室弟子
      徐汉棠从小耳濡目染,凡经历的事都离不开紫砂,父母、舅舅都是他的启蒙之师。
      “我读小学时,暑假到外婆家,小舅邵全章带我去顾景舟家玩,我看到顾景舟泥凳上的工具规矩有样,灵巧得像玩具,我就拿着玩。”
      顾景舟是一个极其细致之人,对制壶工具尤其讲究,常以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教育后辈。见小汉棠把玩工具,就说:“你玩我的工具可不能弄坏,这是我的吃饭家伙!”
      1952年,由于紫砂行业不景气,许多人被迫改行。那年,徐汉棠随顾景舟到上海找工作。顾景舟本要进上海天源化工厂,但体检出“钙化肺结核”被退回,徐汉棠也没挤进福兴隆电炉厂,报考华东军政大学也因故未录取。
      从上海回到丁蜀镇,顾景舟出了道题,让徐汉棠做一副“矩车”工具。一周后,顾老见工具做得不错,便说:“汉棠这个徒弟我收定了。”徐汉棠清楚记得,“1952年3月,我成为顾景舟的第一入室弟子。”
      忆起与顾老相处的岁月,徐汉棠说:“我在师傅家学艺时,他一边教我,一边自己做壶。他在3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里种菊花、喂金鱼、养画眉鸟。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、练字。有时吟几句唐诗,哼两句京剧,什么《盗御马》、《窦尔敦》唱段,还常到我家与父亲等人‘比武’较量。”
      顾景舟的母亲对汉棠厚爱有加,常留他吃饭。“我记得最香的是雪白的粳米饭、洋葱头炒咸肉和青菜,这些事情让我至今回味无穷。”
  学艺、入社
      1952年3月徐汉棠正式拜师后的“处女作”是一只水罐,形制虽简却意义非凡。
      “直到今天,它还摆在我的工作台上,它依然是我最得心应手的茶具。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器物,它目睹了我每一件作品的成功与失败,见证了我从艺的道路,寄托我很多情感。每当看到它时,就像师傅在注视我,我时刻不敢停顿。”
      徐汉棠的第二件作品,是个喷水壶。为了取悦师傅,汉棠使出浑身解数。推敲每一个转折,每一条线形之间的关系,圆柱式渐宽的形体和腹部微鼓的造型。“这个壶今天用起来,还非常流畅顺手。”徐汉棠微笑。
      1955年进入“汤渡陶业合作社紫砂工场”后,徐汉棠生产的第一批壶是茄段壶。
      “每做一个壶,只赚0.145元,开始时每天我只能做3个,一天收入不足5角。那时,我已有了2个孩子,妻子刚开始学艺,几乎不能糊口,需要父母帮助。”
      为了生计,徐汉棠给自己定下指标,每周多做一个。后来,徐汉棠1小时就能做1个茄段壶,每天能做9-10个壶。
      师从顾景舟长达30年,徐汉棠眼里的老师是多才多艺、行事讲究、性格固执的人。顾老见学生做不好壶,常会开骂:“你的眼睛瞎了啊!”而他对勤奋又善思的汉棠稍显温和。
  与“景舟哥”的矛盾
      比起其他徒弟,第一入室弟子徐汉棠“不害怕师傅”,因母亲邵家人与顾景舟关系亲密,汉棠私下里唤师傅为“景舟哥”。不过,徐汉棠与恩师仍闹过两次矛盾。
      1956年,徐汉棠开始制作水平壶,制作难度提高,每天产量下降为六七件,他又为吃饭发愁了。
      “那年,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高庄教授来实习,带来一只轱轳、车刀、一袋石膏,开始车模,翻模型。我从他那里学会车模,就车母模,翻了石膏模型,瞒着顾老用石膏模型挡坯做壶,每天能做16把。”
      第三天,顾老察觉到水平壶身筒不高不矮,规格一致,猜出汉棠用了模具,说“汉棠,你想到偷懒办法了吧?”还对徐汉棠父亲说:“汉棠学不会技术了,还没学,就想偷懒办法了。”说到这里,一直眯着眼的汉棠笑起来。
      固执的顾景舟没有消气,还把此事告到领导那里。几天后,紫砂厂书记找来徐汉棠:“汉棠,你在搞技术革新啊?”徐汉棠初闻“技术革新”一词,彷徨地看着书记。“你不要瞒我,我都知道了,你做的对,顾师傅太保守了。明天开始你不要做壶了,专门帮我翻模子。”
      徐汉棠心急了,“但是,师傅对我要有意见了。”书记说道:“你是听师傅的话,还是听党的话?”
      为顺应形势,徐汉棠从1957年至1960年,搞了三年多技术革新,制模具、试验灌浆、做轱轳。模具提高了紫砂生产力,缩短了普通艺人学习时间,推动了紫砂在当时的发展。直到现在回忆起来,徐汉棠仍觉得,“紫砂壶制作,该用手工便用手工,有些必须用模具。”
      20世纪60年代,紫砂厂的紫砂研究所成立,徐汉棠回到顾景舟身边,再操手工壶制作。
      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徐汉棠正值创作盛年,他与上海盆景协会一批专家结交,开始研制各种花盆。盆景协会曾统计徐汉棠制作的不同花盆,至少有250种。但为了做盆,汉棠与“景舟哥”又“杠上”了。
      “这是我与师傅的第二次矛盾。师傅骂我,正道不走,走歪道,不务正业。但是,他管他骂,我高兴做、喜欢做,我还是做,不听他的。”老人又笑了。
      于是,徐汉棠瞒着师傅,趁师傅下班,晚上和休息天做盆。白天,两人的泥凳紧挨,汉棠闷声做壶。
      如今“汉棠盆”价值连城,但徐汉棠说,“当时我没想金钱。如果钻研那个,就做不出盆。我就是高兴做盆。”老人说得斩钉截铁。
      顾景舟在徐汉棠眼里很“固执”,徐汉棠在记者眼里,青出于蓝。
  “汉棠盆”所托非人
      “文革”十年,徐汉棠制作的花盆,大至20多厘米,小到2-3厘米,千姿百态,玲珑可爱。在上海盆景协会有“收不到汉棠做的盆就不能称之为收藏家”的说法,“汉棠盆”即由此而来。
      当年,一位上海盆景协会理事兼上海紫砂协会理事收藏了100多个汉棠盆,“我以友情为重,大部分赠与,未收一分现金,他也回赠我些生活用品。”徐汉棠别无要求,只说“我现在送给你盆,如果以后出版书籍,给我照相就好。”对方满口答应。
      1992年,徐汉棠想出书时,对方变卦,一个盆也不给拍。此人曾出版过两册微型盆的书,书中大部分盆及小摆件为徐汉棠所制,书上却没有徐汉棠之名。
      1997年,徐汉棠好不容易打听到那人的新家地址,找上门才知,他为了买一套洋房别墅,140多只盆高价卖给一个台商。
      徐汉棠又几经辗转,从台商手中以七八十万元收回了这批盆。数年后,徐汉棠又从台湾藏家处收回30多个盆。算上自己过去留存的,共有200多只“汉棠盆”正静静睡在大师家陈列室中。
      “汉棠盆”不大,但它们见证了一段“瞒师而做”、“所托非人”和海峡两岸经济和收藏的变迁历史。
  对话大师
  不能说的代工
      理财一周报:紫砂壶鉴赏有何方法?
      徐汉棠:紫砂壶欣赏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,欣赏眼光和做壶一样,需要逐步提高。功、韵、神三点很重要。如果买到假货,就从假货上得出经验,与真货对比,慢慢提高眼光和识别力。
      理财一周报:现在的子孙辈做壶人与您这辈不一样了吧?
      徐汉棠:过去,我们迫于生计不得不做。天不亮就起床,一天能做8-10个壶。现在的年轻人几天做1个,也好挣钱。可能现在10点多刚起来吧。(笑)
      理财一周报:紫砂市场混乱吗?
      徐汉棠:宜兴陶瓷协会秘书长史俊棠曾说,三四年前,他能数出大师10来人、工艺师170多人,总共300多人。现在他也报不出来了,靠紫砂吃饭的有的说3万人、5万人、7万人,无从统计。
      理财一周报:紫砂壶代工现象多严重?
      徐汉棠:有些人确实这么做。
      理财一周报:大师?名人?
      徐汉棠:不便多说。
      理财一周报:您有何心愿?
      徐汉棠:台湾人曾说我的“汉棠盆”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我只承认前半句,后半句让后人来验证。我的心愿是,自己辛辛苦苦60年的作品,让徐门子孙长时间保留好,一个都不能少,后人就做后人的作品吧。
  记者手记
  勿让“古人哀怜我们的荒芜”
      在《徐汉棠紫砂艺术》(徐汉棠.2007.紫禁城出版社)一书中,汉棠前辈吐出心声:
      “现今令人遗憾的是,很多紫砂艺者不去体悟紫砂艺术特有的语言,缺乏艺术的想像力,表面上的狂热大都不是发自真正的内在情感。”
      “而某些收藏家缺乏真正的鉴赏力,他们感兴趣的是被普遍认为好的东西,而不考虑自己的感受。他们要的是值钱的,而不是精美的;是时髦的,而不是独特的。艺术家的名字比作品的品质更重要——人们是靠耳朵去欣赏视觉作品,致使仿作伪作的恶劣倾向泛滥,并继续蔓延。”
      “古人会哀怜我们的荒芜,后人将嘲笑我们艺术语言的贫乏。”
      记者落笔时,距离采访徐汉棠已有一周,而老人闭眼凝思、抿嘴浅笑的形态,屋内大钟时而悠远的鸣响,乃至徐汉棠陈列室中千姿万态的美,都清晰地印在脑海里。
      也许老人一个甲子前的记忆,会有些模糊,但从他的回忆中,我们仍能依稀触摸到紫砂出窑时的余温。
      紫砂的历史并不全是“一件华美的衣袍”,虽非“布满了虱子”,但难免时染埃尘——
      世人只知顾景舟提梁壶非凡,但1956年亲眼目睹中央工艺美院高庄教授与顾老“共同商榷制作”的汉棠,曾于1986年时劝导高教授的亲属,以紫砂发展与荣誉为重,莫让著作权属纠纷影响过大。
    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创新品种“汉棠盆”在广交会莫名滞销,后来才知,“厂里领导为了换取香烟,送给某上海藏家。”
      1985年,徐汉棠离开紫砂一厂去二厂时,留下茶壶、花盆近40件。多年后宜兴中国紫砂博物馆成立,向汉棠索盆展示,但老领导对昔日壶盆去向“答不出”。
      尽管,高龄老人表示不希望“朝花夕拾”,但记者写下这些,不是故意与人作难,只是希望如烟往事,不被时间的黑洞吸走,用一道水痕擦拭现世之镜。
      顾景舟、徐汉棠等前辈大家留给我们的,不仅是提梁壶、汉棠盆,而是他们从紫砂艺术中悟出的朴素道理:
      “做人要如水桶般毫无遮盖的正直,行为要如壶的造型般规矩、懂道理、有分寸,言词要如壶嘴那样出口成章、滴水不漏、毫无失语。”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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